特色、新型 中国智库的必然选择
那么，何为“特色”、何为“新型”？一年来，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这些积极迹象都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仍不够完整与准确。
在7月1日由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联合人民网强国论坛召开的主题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智库正迎来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需厘清中国智库“特在哪里”“新在何处”，只有这样，才能助推中国智库在“特与新”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特色”与“新型”
是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智库30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和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智库在经历了兴起与发展阶段之后，即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中央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定位与新方向。
回顾中国智库发展的过往30年，应时而生、旺盛蓬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随着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开展，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研究咨询的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和增长，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政策研究咨询事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我国智库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逐步发展。经过30年发展历程，渐渐形成了由高等学校系统、党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政机关研究部门和军队院校系统共同构成的“五路大军”。
然而，当前决策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智库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和新形势的要求。“特色”与“新型”发展，成为我国智库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爬坡过坎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全面深化改革处于攻坚闯关克难期，社会建设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期，对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大国崛起、强国纵横始终都有智库的角色，我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决策模式也更加依赖智库。”
专家们认为，向“特色”与“新型”迈进，是中国智库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也意味着我国智库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智库
“特在哪里” “新在何处”
何为“特色”、何为“新型”，搞清楚个中内涵，才能保证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健康、稳健。
7月1日的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色”在于，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智库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发展，官方智库居于重要地位，同时鼓励智库间竞争，为党、政府和社会提供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政策解读、决策方案评估等服务。
对此，李国强具体阐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立足于中国国情，其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与西方智库相比有其不同，必须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标榜“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同时，必须以服务决策为导向，坚持求真务实，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问题研究和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机结合，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议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针对当前有观点认为，随着智库类型的更加多元，党政机关所属的智库的权威性与影响力下降，与会专家们指出：实际上，官方智库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探索执政规律、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智力支持和主力，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类智库将对决策起主要咨询、支撑作用，其重要性和地位是其他智库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中国特色”之一。因为此类智库更贴近治国理政的实际，更了解决策过程和思路。包括退休官员参与智库工作，都是应该肯定和鼓励的。当前在我国，民间智库的发育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当然，也需要积极发挥和鼓励民间智库的积极性，以培育客观、理性的智库群体。
所谓“新型”，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定论。但从各家的争鸣中，我们能捕捉到共性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认为，“新型”需满足几个条件，即新型智库需要充分介入到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中期建言、后期完善全过程；不能只满足于内部建言，应起到政府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之间矛盾化解与协商沟通渠道的作用；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上海社科院前院长、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认为，“新型”需要满足4个层面的含义：智库研究成果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智库研究应以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与政策的结合；智库研究应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智库研究应成为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
强国须强智，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大智库引航。
我们看到，尽管专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揭示出共性的内容，当前我国智库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揭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有针对性地破旧立新、转型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还需直面挑战
破旧方能立新，直面问题，才能寻找差距，阔步前进。
当前，我国智库发展还面临着多种问题，如机构数量众多但实力不强；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不够；对外交流不足、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欠缺等等。
而从深层次上分析，这是源于“宏观制度环境不够完善、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地位未被明确定位。智库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各为其主、各自作战，导致智库机构小而多，整体实力不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智库发展需要、智库投入相对不足，以及长期以来，数量众多的官方智库还存在面向社会服务的公共性不足等问题。”李国强指出。
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需直面挑战。
为此，王荣华建议，“首先，智库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回答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智库建设要在发挥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与保持独立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遵循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实证，讲真话。智库建设既不能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也不能趋炎附势、人云亦云。其次，政府决策过程要支持、指导智库深度参与，也要营造包容平等和坦诚交流的氛围和环境。第三，智库要充分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来提升决策研究水平和公众影响力。同时，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高智库成果服务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则建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认真抓产品建设，智库的产品就是思想，要出真正好的思想。同时，智库成果的实施需要整体的通道战略，尤其在国际交流中，要注意方式方法。此外，要通过完善的资金制度和人才储备，改变当前智库普遍存在的“解读政策多、引导政策制定少；前期介入多、解决问题阶段介入少；追求利益多，真正追求效果的少”等问题。
促进智库功能拓展，促进不同类型智库的协同创新，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朱旭峰所说，“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当前，中国的智库已呈现出组织背景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个政策思想的舞台上，不同智库不仅是政策观点的竞争者，而且还是取长补短的合作者。它们共同承担着向政府提供专家智力支持的任务。”(赵婀娜)
